孙启烈

“教授、铜紫荆星章、太平绅士”，这是孙启烈递给记者名片正面上写着的头衔。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等众多的称谓。

2024年3月中旬，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在位于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的香港工业总会深圳代表处，记者见到了从香港匆匆赶过来的孙启烈。

在记者面前的孙启烈精神矍铄，说起自己的过往经历和家族故事，思维清晰、逻辑缜密而且语速极快，一点都看不出，他已经迈入了古稀之年。

“我祖籍是深zhèn的！”

初听到孙启烈说出的这句话，记者非常吃惊，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但是，这个‘zhèn’是‘田’字边的‘甽’。”孙启烈解释道。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甽”是一个异体字，同“圳”，都是指“田边的水沟”。孙启烈口中的这个“深甽”，是地处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西北部的一个小镇。

原来，冥冥之中，孙启烈与“深圳（甽）”早有某种特别的渊源。

历史学家许纪霖认为，上海与宁波有太多的基因同源，无论是商业精神还是文化精神，宁波都是上海近代城市文化最重要的血脉之一。而宁波商帮（上海商帮）与香港商帮，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一个名叫孙建超的少年离开家乡宁波的宁海县，到大上海拜师当学徒。出师之后，少年就跟着师傅在工厂里打工。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他所在的工厂被政府征用，变成了兵工厂，生产军需物资。

上海沦陷后，孙建超随工厂迁往浙江丽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才重新返回上海。

1948年，孙建超从上海辗转漂泊到了香港。经一位之前在上海认识的朋友介绍，他进入了一家维修纺织机的机械厂打工。一年后，自己积攒了一点本钱，孙建超开了一间小作坊，主要是承接机械厂的维修工作。

20世纪50年代，塑胶制品在香港热销。看到商机，孙建超在1953年开始制造塑胶家庭用品，生产的第一个产品就是红色的塑料小酒杯，一经面世，就大受市场欢迎，比传统的白色陶瓷小酒杯吃香多了。

同一年，孙建超的儿子孙启烈出生。身为家中长子，孙启烈自幼常到父亲的工厂帮忙。在加拿大修读完物理和机械工程大学课程后，20世纪70年代末，他回到香港，帮助父亲打理家族生意。

孙启烈父亲孙建超如今已经105岁高龄，身体依然健朗。“家父在香港创立建业，当时只是一间小型制模工厂，制造塑胶家庭用品。随后家父开始研发及制造不锈钢保温杯和保温瓶，奠定公司的产品基础。到了20世纪60年代，建业通过洋行将产品出口到海外市场。”孙启烈说。

孙启烈曾任香港工业总会主席

1980年，孙启烈创立名为“建乐士”的品牌，商标同时在香港和北京注册，并在同年成立了建乐士企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咖啡壶、咖啡炉、保温壶、不锈钢厨具等产品。

他向记者透露了自己创立这个品牌的详细过程。“我将建业公司的英文名上半部分‘Kin’与不锈钢的法文‘inoxydable’的前几个字母合并成‘Kinox’，中文翻译为‘建乐士’。英文名读起来铿锵响亮，中文名则营造出了一种高端的企业品牌形象。”

正是源于多年在厨具、其他金属及塑料产品批发分销与制造业方面的管理经验，孙启烈在2009至2011年期间成为香港工业总会的主席，还曾经担任香港优质标志局主席超过6年时间。

要知道，“Q唛”就是由香港优质标志局颁发的一个认证。在香港，“Q唛”就是优质产品的代名词，就是产品质量过硬的信心保证。

风起南海，潮涌珠江。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批代表区县，创造了很多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其中就包括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广东南海县（今佛山市南海区）。

在《迈向城乡融合文明新形态：南海案例》一书中，学者刘守英等人披露，1978年，南海县委、县政府提出了“以县办为龙头、镇办为主体、村办为支柱、个体联合体为补充”的工业发展思路；还利用港澳同胞众多的优势，积极引进港资、外资，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

孙启烈无比自豪地介绍，他们就是第一批参与内地开发建设的港商企业。当时他从媒体和华润公司的朋友那里听说国家正在广东和福建试办“出口特区”的消息，便萌生了去内地创业的念头。

他们落脚内地的第一站就是广东的南海县。1979年，孙启烈引进新式的注塑、冲压和电镀设备，带着几个员工到当时的南海县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开办了一家小型五金加工厂，产品加工完成之后，再运回香港包装和出口。

孙启烈解释，那时候香港工业发展进入全盛期，建业公司在香港厂房的空间远远不够用，另寻新址的土地成本又太高；而且，香港制造业工人不足，人工成本大增。

他讲了一个细节：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很多行业尤其是玩具厂、电子厂都在千方百计抢工人，不少厂房为此还特别安装了空调，但建业的五金厂没有空调，以致经常有订单却无法请到足够的人手，非常头痛。

适逢内地改革开放，他们当机立断，将生产线迁移到内地。

有了在南海县的经验之后，他们随后又在东莞、广州和深圳等地开设加工厂。“从1988年起，我们将投入重点放在深圳，做来料加工。”孙启烈透露，“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有港商暂时撤离内地，令不少土地闲置，但我们与深圳当地的村委会商议扩大厂房面积，最后建业公司以每平方米100港元的价格在平湖拿到地皮，并获银行贷款，兴建大规模的现代化厂房。”

1992年，建业公司在深圳成立了独资企业，深圳从此成了孙启烈事业发展的大本营。

“不像在其他地方设厂，在深圳我们可以自己拿主意，最重要是拥有自主权，可以自己请工人，自己发工资。”孙启烈说，那时他们在深圳投资可以获得相当大的优惠和自主度，有关报批手续和环节也大大缩减，就算是现在回看，这些措施都是十分超前的。

“真的很幸运，我们赶上改革开放这个热潮，我们有参与也有付出，同时有更高的收获，更高的回报，我自己对深圳的感情就很深厚。”2010年8月，孙启烈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深圳是我另外一个家，也是我另外一个发源地。”

跟大多香港企业家一样，孙启烈起步在香港，但是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在内地尤其是深圳获得稳定的财富增长，事业蒸蒸日上。因此，他非常感恩深圳，感恩国家。只要有机会，他就联系更多的侨商侨胞朋友，凝聚更多的侨商力量，尽可能地为深圳、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2000年3月，孙启烈与林立方、马介璋等联袂发起成立了深圳市侨商国际联合会（以下简称“深圳市侨商会”）。这是一个由在深圳投资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归侨侨眷、港澳属企业或个人组成的社会组织。

一开始，孙启烈他们几个商会创始元老借鉴香港商会的管理模式，经费由会员自筹，办公用房由会员集资购买，实行“民间非官方”运作，团队没有任何编制，侨商会也无官员担任领导，这在当时都是属于了不起的创新。

深圳市侨商会率先采用的这种“侨商自主领导管理”的模式，后来被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称为“深圳模式”，认为值得全国侨商组织借鉴和复制。

2012年6月29日，孙启烈当选第五届深圳市侨商会会长。2015年7月，他继续连任。他提出，要进一步改变侨商组织的办会理念、办会形式和活动内容，要有大胸怀，加强合作意识，向优秀联合类、行业类社会团体学习，打“侨牌”、打“国际牌”，把国家发展战略与侨商事业、社会责任结合起来。

孙启烈知道，侨商会本身就是一个难得的天然“商业智库”。于是，他和团队利用侨商会这个平台，经常组织会员参加集思会、研讨会和论坛，了解侨商侨胞们的想法、困难以及在投资经营中遇到的问题。

对一些共性的问题，孙启烈还利用深圳市政协委员的身份，从参政议政的渠道反馈给政府相关部门去解决。像他提出的一个关于深港便捷通关的提案，就惠及了不少在内地投资的侨商侨胞。

对侨商侨胞在深圳招商引资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孙启烈曾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以侨为桥”，就是充分发挥侨商侨胞“民间大使”的作用，在“走出去、请进来”上双向发力。

他先后组织会员和会员企业到前海蛇口、南沙、横琴三大自贸片区考察，寻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对接点；还组团赴美国、墨西哥开展侨务考察，参加“东盟华商论坛”“世界华商大会”，与澳大利亚、泰国、马来西亚、意大利等国的华人商会和社团进行定向交流；与希腊雅典市政议会、西班牙经济部投资局、德国政府顾问、澳大利亚墨尔本政府顾问建立了合作关系，为深圳企业到当地投资建厂架桥铺路。

多年来，孙启烈先后获颁“深圳市荣誉市民”和“影响深圳经济特区30年‘十大港商领袖’”等称号，也被香港特区政府授予“太平绅士”（JP）“铜紫荆星章”（BBS）。

孙启烈等6人荣获“功勋模范侨商”称号

（图片来源：深圳市侨商会）

2024年4月24日晚，在深圳市侨商会第八届理监事会就职典礼暨优秀侨商颁奖盛典上，孙启烈与马介璋、马伟武等6人一起荣获“功勋模范侨商”称号。

“太平绅士巡视，有投诉要求就举手。”你如果看过周润发和梁家辉主演的电影《监狱风云》，或许对这经典一幕多少会有些印象。

孙启烈曾经做过香港廉政公署商业道德发展咨询委员会主席（2014—2020年），现在也是香港的太平绅士，他每隔几个月就要去监狱里巡视一次。在巡视期间，他见过人生百态，也在里面遇到过几个曾在外面非常风光的旧相识。

“人真的不能走错路，只要走错了一步，就可能会终生遗憾。”孙启烈感慨道。

作为一位在商界摸爬滚打数十载的前辈，孙启烈非常关心年轻一辈的创业成长道路。他说，年轻人创业，如果之前是一张白纸，没有“撞过板”，就很容易“撞板”（广东话，“碰壁、遇到挫折”之意）。

孙启烈自己有一个信念，无论哪个儿子，毕业后出来工作，先得在外面打工几年，积累一定的人生经验，才能回来接班。“英文有句俗语，‘Ruin someone else's company before you ruin mine’（先毁了别人的公司，再来毁我的公司）。”说完此话，他立即哈哈大笑，并补充道，“年轻人在外边‘撞了一次板’，也算是拿到了一点人生经验，再失败的几率就小得多了。”

他的儿子孙荣良，在澳大利亚一所大学就读电子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先是在澳大利亚一个矿场工作了两年，之后才回到家族企业上班。

孙启烈告诉记者，如今他现在的“主业”就是从事一些社会服务工作。

此前，他曾带领侨商企业家积极支持深圳市侨商关爱公益基金会开展扶贫助学活动，连续多年对深圳各区困难归侨侨眷子女开展助学活动，有超过百名学子受益。

“我是一个不会算计别人的人。现在儿子孝顺，孙辈健康成长，我感到非常欣慰，所以我非常感恩。”孙启烈说。

2016年，在宁波大学建校30周年之际，孙启烈的儿子孙荣良捐资人民币1000万元，兴建宁波大学孙荣良科技楼。在捐资仪式上，孙荣良表示，祖父辈们情系桑梓，捐资助学，希望能够沿着父辈们走过的道路，为家乡高等教育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为了帮助香港中小学生了解国家的历史和社会发展，从2013年起，孙启烈就与中华精忠慈善基金会合作，定期组织香港青少年游学团赴内地参观学习交流。除了捐赠200多万元经费支持活动外，他还亲自带队考察、亲自讲授，用亲身经历激发学生们的爱国情怀。

“下个月，我就将带领香港宁波公学、香港宁波第二中学、北角苏浙公学等学校的180余名师生到我的家乡宁波去交流访问，让香港的青少年以此为契机，感受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孙启烈说。

来源：同心鹏城